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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生于1924年,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中共党员。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以研究《红楼梦》著名于世。
冯其庸:“文字归巢”是国家的一项伟大创举
“ 成立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一项伟大创举。”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冯其庸向本报记者表示。11月16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在甲骨文的故乡河南安阳正式开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的历史,通过文字的记录和梳理,其发展轨迹变得脉络清晰、有章可循。中国文字博物馆以出土的文字文物为支撑,向世人全面展示汉字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历程,并呈现我国多民族文字大家庭盛况。
记者专访冯其庸先生。
记者:您强调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成立是一项伟大创举,它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冯其庸:作为历史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见证,数千年来,中国文字始终以其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绵延不断的历史,印证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足迹,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伟大创新精神,对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应该了解中国文字起源、发展、演进的历程。而中国文字博物馆恰恰为世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它作为一座全面反映、集中展示和专题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字历史的国家级博物馆,将荟萃历代中国文字的文物和样本精华,诠释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反映中华文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展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辉煌文明。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建设,不仅填补了我国语言文字类博物馆建设史的空白,也将对我国的历史、文字、文化、文明的传承、保护、研究和发扬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记者:从对文物的重视到对文字的重视,是否说明人们对于文化、文明的认识更加深入?
冯其庸:文字,大家太熟悉了,熟悉得都有些熟视无睹。仔细想来,文字应称得上是“宝中之宝”。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有多少出土文物都是宝,但我说只有我们天天写、天天用的文字是“宝中之宝”,因为没有文字,我们的历史便成为空白,一件出土文物,它的上面有无铭文,其价值就相差很大,因为只有有了铭文,才能弄清楚这件文物所蕴含的历史背景和相关的事实。所以说没有文字就没有历史、文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值得高兴的是,今天我们将“文字”的意义认识到了,并充分重视,建立了这样大的一个博物馆将中国文字归巢,这是国家的创举,是河南省的创举,是安阳市人民的创举,更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甲骨文前已有文字产生
记者:汉字是中国文字大家庭的主要成员,汉字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您对甲骨文的发现如何看?
冯其庸:文字是由符号转化来的,人类进步到一定的程度,懂得需要用文字来记录,这是思维的进步、智慧的结晶,而这个过程是无比漫长的,这是文字成长的“婴儿期”。文字真正的起源仍需借助考古发掘来揭开面纱。在河南安阳,我们发现了3000多年前的殷商遗址,在殷墟出土的文物中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能够释读的约1500字。在甲骨文之前,中国文字还有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我们知道甲骨文还不是最原始的文字,文字发展到甲骨文的时候已经相当丰富和成熟了。我并非文字专家,只是一个外行人,但按照我的推测,殷商之前,也就是夏,应该就有文字产生了,而且是与商代文字相衔接的,我想在现今发现的甲骨文中就应有一部分夏代的文字在其中,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到商朝,突然间冒出来大批相当成熟并且以之纪事的文字来,难道它不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吗?但在甲骨文里是否含有夏代的文字我并没有什么证据,只是推测,这就要靠现在的许多文字学专家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掘。还有山东莒县发现的陶器上的原始文字,四川大溪口发现的原始陶文,以前我都去考察过。河姆渡发现了骨刻和陶刻的图画,而且画得已经很细致了,比如在一块骨头上刻画了形如凤凰的鸟,还有看到如野猪一样的陶刻图画。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一片陶片上画着一个类似的花盆,其中有一棵叶片对称的万年青,这说明着当时的思维已经能够将客观的东西摹写下来了,而且已经懂得对称的美,我理解这些就是文字的前奏。从形象的图画到抽象的文字,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很大的飞跃。
文字简与繁的相互调节体现人类的进步
记者:文字起源阶段的文明脉动其实也触及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馆藏文物中的甲骨文、金文、简牍和帛书,展示出中国文字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冯其庸:甲骨文已经有比较复杂的结构了,因为甲骨文也发展了很长的时间,除甲骨文外,刻在青铜器上的商周金文同样重要。金文从商朝开始,至西周达于极盛,共经历1200多年历史。殷商文字至西周演化为大篆,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也使汉字的发展到达繁复的极点,这证明了人类的思维越来越精密了,一点点的区别都能够在文字上面表现出来。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古老文字呈现出的繁复程度绝对不是我们的祖先随意而为就写出来的,而是他们精密思维的反映。后因为在使用方面的简便,又由大篆到小篆。社会也从战国各诸侯国“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进入到秦朝大一统和书同文的时期,李斯奉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创制小篆。小篆大多是从大篆中的一部分结构演化而来,可见由繁到简,更是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进步,既照顾到长久使用过程中的习惯,不完全破坏原有字体的形象,又使文字的书写和使用的过程大大简便了。很快,由于书写的不便,小篆渐渐“隶变”,一种新的字体——隶书出现了,所以秦代也成为古今汉字的分水岭,从此之后,汉字又发展出楷书(正书)、行书、草书等,但其形态都是渊源有自的。另外,近当代将楷体又简化了一步,就是简化字。我们可以从几千年传承中简与繁的相互调节统一中看到汉字演进的脉络和线索。
记者:简化字之于中国文字的发展您如何看?
冯其庸:应该注意到简化字是古代就有的,您所问的当然不是指古代的简化字,而是指现代的简化字。对于现代的简化字,我个人认为和中国的传统文字有若干脱节,它的特点是向西方的拼音文字发展,重在声音。如果真正要实行汉字拼音化,如西方的文字一样,这就意味着要废弃汉字,完全改用西方式的拼音文字,这是否行得通,汉字是否会中断,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简化汉字,和向西方的拼音文字转化,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历史上有过的,后者却是中国传统文字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继续和传承的极端重大的问题,这就值得慎重深思了,简化字和它的发展方向的问题,我想这在以后的文字学术界还是会有所讨论的,我未研究过简化字问题,不敢妄论。中华汉字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载体和精神纽带,五千年来,这条纽带始终绵延不断,虽然有变但却不断,一直绵延至今,这都是依靠文字的记录,没有文字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历史就是一片空白,这就再度提到了文字的重要性,中国文字博物馆建立的重要性。
汉字为促进多民族团结功不可没
记者:中国文字博物馆还专门设有“民族文字大家庭展厅”,不仅展示了如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等在中国社会中使用较为广泛的兄弟民族的文字,也展示了一些虽然在中国文字史上使用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对于解读一些兄弟民族的典籍,了解和发掘兄弟民族文化历史十分重要的文字,这是如何考虑的?
冯其庸:我认为中国文字博物馆将兄弟民族文字和汉字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弘扬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我们说文字是历史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见证。中国有很多兄弟民族早期的文字已经失落了,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一些最原始的文字、一些曾经出现但今天已无法解读,已经成为死去的文字,包括发现出来的早期的文字都好好保护起来,因为我们今天有一批著名的专家能识读和研究甲骨、金文,还有一批专家能识读和研究中古时期西部地区的文字,他们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为我们研究远古、中古时期的历史文化创造了条件也为后人对远古、中古时期历史的再认识铺平了道路。所以我们要格外珍惜这些古代的文字。
记者:在中国文字史中,汉字和一些少数民族文字之间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冯其庸:的确,有一些兄弟民族的文字是根据汉字创制而成的。应当说,汉字和一些兄弟民族文字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经过历史的选择,汉字逐渐成为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的符号系统,维系着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有了统一的文字,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习俗的人民就能够通过共同的文字和语言来沟通思想、交流情感。我十余次去新疆,多次到维族老乡家里去,他们大多可以看懂汉字,并能听懂汉语,有的也会说一口流利的标准汉语,我们交流起来没有什么障碍。56个兄弟民族能够成为一个和谐大家庭,应该说汉字的功劳是无可估量的。
再造善本 与文字结缘
记者:中国文字博物馆入藏了一套现已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作为该项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之一,您认为“再造”的意义何在?
冯其庸:我们好多珍贵的文献典籍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已经失传,有的是珍贵的孤本,不能借读,我读书的时候,宋元孤本就不能借读。所以长期以来,古籍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古籍得到充分利用,2002年起开始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从现存国内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图书馆、私人收藏的古籍善本中精选珍贵版本,用现代和传统的相结合的仿真影印技术,使得稀有、珍贵的古籍善本“化身千百”,实现了“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目的,以往看不到的宋元孤本,现在可以看到了,这对于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学术繁荣有很大作用。现在第一期工程已经结束,效果很好,第二期工程已经开始启动了。
记者:您曾谈到过您年轻时就与文字结缘,经历纷飞的战火和大时代的变迁,如今在87岁高龄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首任馆长,定有一番感触? 
冯其庸:我很小就喜欢古文字,在无锡国专读书时,有一门“说文解字”的课程我的成绩最好,对古文字的研究也最有兴趣。1947年我参加党的地下活动,1948年大学毕业后在小学里教书,1949年4月22日我迎接解放军过江后,第二天就报到入伍,参加解放军,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学古文字了。1954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教大一国文和文学史的课程,那时运动一个接连一个,我的课程又特别重,这样对古文字的学习也没有时间继续下去了,但是只要碰到与古文字相关的事情,我仍然特别有兴趣,比如我们家乡“文革”期间发现有铭文的五件青铜器,铭文都较长,其中一件是很大的铜鑑,唐兰先生还与我一起琢磨过铜鑑上的铭文,后来差一点被毁掉,经过努力,我把它运到了北京,不少古文字专家对它作了研究,把它定名为“(我+阝,左右结构)陵君鑑 ”。我把它无偿地交给了南京博物院。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的时候,我83岁,那时还参与了许多课程设置、专家聘请的具体工作。此次聘我为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首任馆长,我备感荣幸的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我年事已高,学识有限,但我相信有党的领导(从中央到省市),有各位学术造诣精深、治学风范严谨的知名专家作顾问,还有许多社会著名人士的支持,中国文字博物馆会越办越好的。我将竭尽所能、全力以赴,为中国文字、文化、文明的传承发展作出自己的微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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